在对"流氓"的了解过程中，我的认识是"螺旋式上升的"，存在两条规律：一是对流氓的认识从下半身到上半身，二是发现流氓越来越多。
先从第一条规律说起，第一次见识流氓，是在文革后期。有一天，我正在街边上玩，突然，一阵高音喇叭声由远而近，几辆解放牌军车徐徐地开了过来，车上站着一些全副武装的解放军，还有一些低着头，胸前挂着牌子的罪犯，有反革命、盗窃犯、抢劫犯、流氓犯……总之，品种很齐全，游街之于那个时代，就象科技展览之于现代人，带有长见识兼娱乐性质，所以，一听说游街，全城的人几乎是倾巢出动，站在马路两边，对着车上的坏人指指点点。那天，很特别的是，有两个人的点击率很高，两个都是流氓犯，一男一女，街上的大人在指指点点的同时，还发出了暧昧的笑声，从此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流氓就是下半身犯了错误的人。于是，我的性启蒙教育就这样糊里糊涂，在流氓的帮助下、无意中完成了。但奇怪的是，我痛恨并恐惧别的罪犯，惟独对这一男一女恨不起来，因为我的注意力已经全部集中在对他们怎样犯错误的想象上了（后来，读到弗洛伊德对儿童性意识的分析时，我没有任何障碍的接受了。）
粉碎"四人帮"后，听大人们说，张春桥是政治流氓，我的理解是，他一边搞政治一边耍流氓，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他和江青同志的绯闻，似乎也应证了我的看法，于是，我很是佩服自己活学活用的能力。现在，回过头来看，绯闻的编造实在是恶毒，虽说老人家一辈子给别人生产各式帽子：右派、反革命、走资派等，的确很不妥当，但也不至于在人死后，给人弄一顶莫须有的带色儿帽子。
总之，十岁以前，我对流氓的理解一直局限于下三路，这不能怪我，在只有八个样板戏的时代，精神是枯燥的，连带着语言和想象力也是贫乏的。
随着改革开放，"流氓"的内涵在我眼中逐渐丰富起来，人不一定要干那事才是流氓，穿花格子衬衫、喇叭裤、带蛤蟆镜、蓄长发，也可以是流氓；拍砖头、打群架，也可以是流氓，这时，我的"流氓"概念有了新的内容：不大听话的、又爱赶时髦的人。以这个标准来看，我发现满世界都是流氓或者有流氓倾向的人，很快我总结出了现在的流氓和原来的流氓的区别：原来的流氓是隐蔽的，现在的流氓是公开的；原来的流氓穿着是不统一的，现在的则是穿"制服"的。不管怎样区别，反正这群人还是容易在男女问题上犯事，当时轰动全国的"陈小蒙案件"，为我的观点作了一个有力的注脚。
真正我对"流氓"的认识脱离下半身，进入上半身，是在看了《教父》这本书后。流氓，原来也可以有档次，高档流氓其实和政治家差不多是一会事了，有些方面比政客还更出色更受人尊重。在人前，科里昂讲信用、重友情，助人为乐，尤其是他不乱搞女人、重视家庭，完全颠覆了我过去对"流氓"的认识。这本书在当时"清除精神污染"的运动中能够幸存下来，大概和科里昂生活作风比较正派有关系。
高中上《鸿门宴》时，老师把刘邦称为流氓，我已经不感到奇怪，我所奇怪的是，为什么后来项羽要用流氓招数对付刘邦，项羽明明知道刘邦是个大流氓，结果还用刘邦妻儿老小的性命威胁他，没想到刘邦面不改色的说，我父亲就是你父亲，我老婆就是你老婆，要吃肉大家一起吃肉。业余流氓遇到职业流氓，倒把项羽搞了个自讨没趣。
看过〈教父〉和〈高祖本纪〉，拿科里昂和刘邦想比，我发现中国的流氓更专业，更彻底，如果刘邦在纽约的布鲁克林混，我相信坐教父位置的一定不会是堂.科里昂，而是堂.刘邦，为什么？科里昂虽说背地里干坏事，但表面上还是往高尚人士方向靠，他的口头禅是，摆事实讲道理，换句话说，他是一个要面子的人，而刘邦属于"人不要脸鬼都害怕"的那一类人，通常要脸的人争不赢不要脸的人，毕竟，"我的老婆就是你的老婆"这种话，我估计科里昂要说出来有很大难度。这样说来，流氓中其实也有档次和高下之分：绅士、无赖、恶棍，如你所知，最难区分的是无赖和恶棍，为了帮助你理解，我打个比喻，一个流氓向你借了钱，当然，你事先并不知道他是流氓，后来，你拿着借条找他还，如果他是流氓中的绅士（比如，科里昂那样的人），那他一定会还你，并表示他看重你对他的友谊；如果他是个无赖（比如，刘邦那样的人），那他只是认帐，但却不会设法还你，实际是想赖掉这笔帐；如果他是一个恶棍，那你有麻烦了，他会一把将你的借条抓过去撕毁，根本不承认你借过钱给他，你再继续索要，而你又打不赢他的话，那你可能需要有人照顾你的下半辈子。当然，我能理解恶棍为什么这样做，大体来看，恶棍是这样一群人：他们除了极端自私自利以外，他们心胸狭窄，眼里只有眼前利益，没有长远利益，更不会有别人的利益，总的来说，这是一个自卑且智商很低的群体。
中国的流氓比西方的流氓更流氓，这个结论似乎带有民族虚无主义倾向，我很想把这个结论颠倒过来，娱乐自己，也娱乐广大爱国青年，但是，这么做有不顾起码的事实之嫌，证明1+1=3，那需要在智商方面冒很大风险，所以，我还是宁愿证明1+1=2。
如你所知，西方也有教人耍流氓的理论，比如，马基雅维利主义，马基雅维利认为，对统治者而言，背信弃义、不讲仁慈、不顾人道是不得不做的，政治家的道德标准不能和一般人一样，实际上，按照马基雅维利的意思，你要当一个出色的统治者，首先必须成为一个优秀的流氓，但他马上又告诫统治者，表面上要让人们觉得你是"慈悲为怀、恪守信义、虔敬神明的人"，用我们中国老百姓的话来说，就是你干了坏事，要盖住脚背，所以，西方培养出来的流氓大多是科里昂式的，在中国，情况要糟糕得多，那些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往往是最大的流氓。
有人在半个世纪前讲下这样一番话："我们的经验证明，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，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、教育或"训政"。中国农民不是傻瓜，他们是聪明的，象别人一样关心自己 的权力和利益。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地区里看到这种不同之处——人民是生气勃勃、富有兴趣和十分友好的。他们具有人类抒发情感和精力的机会，他们已经从沉重的压迫底下解放出来了。"（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—— 《党史通讯》1983年第20-21期）我再没从他嘴里听过比这更加通情达理的讲话了，结果，五十年后，许多人说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搞民主，中国人尤其是农民的素质低下，需要慢慢培养他们的素质。我不否认，现在中国人总体素质差，我只是困惑，是不是半个世纪以前存在另一个中国，那里的人民"聪明"而且"生气勃勃"。我想去那个中国。
同样这些人那时还说："无论国内的民主也好，国际的民主也好，都要从本质上表现，形式是次要的问题。从根本上讲，民主就是人权。人权不外乎行使人民的权力以及享受人民的权利。人民无法行 使权力，也就无法享受权利。目前测量民主的程度，不仅是拿享受权利来做标准，而且是拿行使权力来做标准。我们不要以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，仅仅是一个权利问题；实际上，这是一个权力问题。只有实际行使这种权力；才能叫做享受权利。"（——《新华日报》1944年1月19日社论）
今天，许多人说，人权首先是生存权、发展权，然后……就没有下文了，这些人曾经强调过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，统统失踪，就象一部正在放连续剧的电视，被拔掉了插头，突然，没有了图象和声音，等重新插上插头继续看电视时，频道已经变了，改播广告了。广告不是不可以看，问题是什么时候恢复已经预告的连续剧，结果，有关部门似乎不但无意兑现承诺，反而四处回收电视报——想封杀对连续剧的预告（《历史的先声》目前是禁书），从而断了大家看连续剧的念头。这个做法和别人拿着借条找你还钱，你非但不还，反而一把抢过借据三下两下撕掉，然后，矢口否认自己借过别人的钱，似乎没有多大区别。
流氓做到这个档次，大概只能用"恶棍"来形容了，可喜的是"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"，这样的人也有众多美女追求啊，所以，你还不能说他是孤家寡人，他甚至还可以声称代表天下所有美女的根本利益，这就厉害了，谁也不敢轻易地批评他，不知你敢不敢，反正我是不敢，所以，我就嘀咕一句，做流氓可不可以做档次高一点的那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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